编书记

我们姥爷孙永联从多年以前就有一个梦，就是想写一本书。可是他这个人的身份和这个梦很不相称，因为我姥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小学文化。耪过大地抬过筐，扛过芽子插过秧，在那个年代连小组长和小组统计都没当过，他想写书真是不可思议。其实，他这个想法是有根源的，姥爷生在1943年，可是1944 年他18岁的哥哥孙永章为打日本鬼子就参了军。1947年春天，在解放战争中，自己年仅21岁的哥哥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时候，姥爷仅仅4周岁多一点，对一奶同胞的哥哥没有一点印象，这就给姥爷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他对自己的哥哥没一点印象，可是却对自己母亲因思念她儿子而哭干了眼泪有深刻的印象，自己的父亲孙盛亭为找姥爷哥哥的牺牲证所付出的辛苦，深深地刺痛了姥爷善良的心灵。怎么办才能对得起他们呢?怎么办才能得到心理的慰藉呢? 他在与老前辈们的交谈中，经常打听自己哥哥的事情，逐步了解哥哥的故事，一年又一年对哥哥了解的越来越多，慢慢的写成了文章，经反复修改后终于在2003年2月21日,《唐海周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回忆我的哥哥孙永章》。

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但是姥爷自觉心里还是对不起这位烈士哥哥。于是他又和姐弟联系想给自己的哥哥立一座纪念碑。这样我们的姥爷总该满足了吧，可是他一想起自己的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性命，母亲为哥哥哭干了眼泪，父亲为哥哥的烈士证付出的辛苦，他还总觉得对不起他们，还应该为烈士哥哥再做点什么。有一天晚上，他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铭记历史一缅怀先烈”。因为姥爷是烈士的弟弟，所以他对总书记这一伟大倡导倍感欣慰。姥爷细细的分析总书记的这句话，是有良心有道德且符合人心、民心、党性的，具有强大的震撼力。

他震撼了姥爷的每一根神经，应该以总书记这一教导作为行动的指南，写一本书是缅怀先烈最好的方法。同时总书记还指出，对于那些老红军、老八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解放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等革命老前辈也不能忘记。是啊!是靠他们才取得了无产阶级政权，是靠他们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不应该被遗忘，那些爬冰卧雪的，在枪林弹雨中战斗的每一位革命老前辈都不应该被忘记。把那些残疾军人、退伍军人、转业军人的事迹编辑成册，这也是伟大的中国梦的组成部分。

就这样姥爷以总书记的伟大思想作为他的动力，编写了以孙氏家人中的革命老前辈的英雄事迹为主题思想，以发生在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为基础，知识面丰富多彩的《孙氏儿女故事》.《孙氏儿女故事》2016年9月中旬已经出版了第一集，有一点不必细说，就是从文章的艺术程度上来分析，一辈子只拿锹、镐、锄的手，写作水平可想而知，根本就不能出版发行，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从良心和道德角度来看，它作为一个历史资料留给后人，还是好的，因为他真真实实的写出了革命老前辈的事迹，这个事迹满可以教育咱们的子孙后代。

还是总书记说的好:“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姥爷想出书，我们认为这也是姥爷的信仰，所以脚下有用不完的力量。古时候就说“人过七十古来稀”，姥爷已经超过古稀之人，他要干的这些事情能不辛苦，能不累么?! 姥爷如果累，他就会想想革命老前辈。有时候，他就写到深夜。他感到苦吗，他就会想红军长征两万五。就这样，姥爷以钢铁般毅力，出版了两本“孙氏儿女故事”花去三四万元钱，三四万元钱对于一个庄家老儿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幸好，在2018年夏天的时候，少年儿童孙李光，看见了姥爷的书，他把这本书介绍给当时任唐山冀东革命史研究会曹妃甸区会长的李百超，李百超是一个政治头脑很高的人，他认为，一个老百姓能出版这样符合习近平思想的书籍为什么不支持呢，他立刻找到曹妃甸区党史办公室主任刘玉峰，刘玉峰说支持孙永联，就等于宣传习近平“铭记历史，缅怀烈士”的伟大号召。两人决定帮助孙永联。他们找到苏云珍，苏云珍把姥爷的资料全部要了去，进行认真的核对、修改，最后整理成《唐山市曹妃甸区史志丛书（四）》书名叫《孙家坨人物列传》。

姥爷见到书以后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可是他还是不满足，他继续搜集史料，2022年农场书记常学东，副书记李顺华克服种种困难，帮助姥爷出版了《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英雄孙家坨》，姥爷特别高兴，但是，姥爷知道：这是内部刊物，所以，他加大力度，会长李百超大力支持，争取出版一个挂书号的书籍，80多岁的姥爷在李会长的支持下，还在继续努力呢。

还有在2024年，曹妃甸区政协也出版了一本书，叫《曹妃甸文学作品选》，主编翟秋瑾把姥爷的一篇文章“我的哥哥孙永章”也选入了本书之中，同年，曹妃甸区党史办公室也出版了一本书《青蓝纪事》，主编苏云珍选了姥爷的两篇文章纳入本书之中，其中有一篇放在本书的最前面，高兴的姥爷夜里睡不着觉。

令姥爷高兴的事情还有很多，十农场党委也给姥爷各方面帮忙的同志也很多，他们有孙昌伟、孙仕秀、李全杰、张志勇、孙丽莉、李梦楠、孙仕勋等等，好人实在太多，能让姥爷高兴的超过百岁。

孙泽坤 刘小康 李佳禧   2025年5月6日

立碑记

一、缘起

大爷爷名为孙永章，生于1926年，为家中长子，自小勤奋好学，胸怀大志。1944年8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八路军，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在战斗中多次立功受奖，并受部队多次通报表彰。1947年阎家堡战斗中为救伤员壮烈牺牲，未留尸身，时年22岁，解放后家人才获悉噩耗，悲痛不已。1953年12月，在老太爷孙盛亭多番奔走努力下，国家追封大爷爷为革命烈士。

说起立碑，是我们的爷爷孙永联多年的考虑，才形成事实的。爷爷1943年生人，而大爷爷却是1944年就参军。我们的爷爷仅仅1周岁多一点，大爷爷就离开了家乡。1947年春天大爷爷在解放战争中，因抢救战友，为革命牺牲了，爷爷那时候才4岁。所以对于一奶同胞的哥哥却没有一点印象，这给爷爷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爷爷没有见过哥哥，可是见过母亲就是我们太奶奶撕心裂肺的因思念我们爷爷的哥哥所流下的眼泪，大爷爷1947年春天牺牲的，他的烈士证却是经过近7年才发下来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发烈士证?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我们只知道老太爷为这个烈士证东奔西走，受尽了磨难，吃尽了苦头，这些爷爷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因为这样爷爷就有了为他哥哥做点什么的想法，写一篇文章纪念哥哥。可是爷爷对他哥哥却没有一点印象，于是他开始打听老前辈，调查哥哥的事迹。

遗憾的是，大爷爷究竟是哪天生的已经无法查找，很多老前辈提供了大爷爷的事迹。可喜的是，大爷爷的司号员孙希福非常了解大爷爷的事迹，不过他是离孙家坨三十多里路，我们爷爷骑着自行车去找他，经过多次联系，了解了大爷爷的情况。就这样，爷爷慢慢的写成文章反复修改终于成稿。

2003年2月21日，在《唐海周报》上发表了爷爷的回忆录《回忆我的哥哥孙永章》，题目字体黑而工整，苍劲有力，文章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作者“孙永联”这三个字比别的文章作者要大些，爷爷深感欣慰，爷爷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路，亲自到报社感谢编辑。这篇文章的发表，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但是爷爷并不满足。他多次骑着自行车跑到唐海县民政局，要求给身为烈士的哥哥立个纪念碑。可是人家明确表示，要立碑就给全唐海县的所有烈士立碑，不能单一的给某位烈士立碑。后来到十农场找到在武装部工作的李全杰，全杰把这个意见带到党委会。党委会和民政局是一个观点，不能单给一个烈士立碑。怎么办? 哥哥为革命流尽了血，母亲为哥哥流干了泪，父亲为寻找哥哥的牺牲证明费劲了辛苦。没人给立，我自己立。爷爷以虔诚之心向大爷爷表达敬爱和追思之情，让晚辈牢记大爷爷的光荣与荣耀，决定给哥哥立碑。爷爷遂于三爷爷和三姑奶奶(其他姐妹已故去)商议为大爷爷立碑一事，众姐弟心往一处想，当即决定支持爷爷为大爷爷立碑的决定，三姑奶奶家居北京，老两口有固定养老金，子女皆有不错工作，为减轻农村弟弟们的负担，自愿承担所有花费。但爷爷兄弟三人为了圆自己的心愿，未领三姑奶奶美意，所有费用最后均摊，立碑具体事项则由爷爷操办。

二、确定碑文

受领任务后，爷爷绞尽脑汁，思虑良久，数易其稿，拿出多套设计图案，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碑文采用印刷正规体，碑体正面正中央为“奠孙永章烈士纪念碑”九个大字，碑体右侧为大爷爷生辰(生于一九二六年)和牺牲年份(于一九四七年牺牲)，碑体左侧为立碑人(妹瑞兰、弟永联、永志，)、立碑时间(2004年11月立)和立碑原因(怀念兄长参加革命六十周年)。碑体背面刻有大爷爷生平，详文为:“兄孙永章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入党，同年十一月参加八路军，在战役中多次立功受奖，并受部队多次通报表彰。曾救过旅长肖天福，营长傅占廷。一九四七年在阎家堡战役中时任教导员。在抢救伤员时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二岁。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纪念碑文字尺寸和式样确定后，爷爷前往距老家十几公里外的县城石碑加工点探询。选好石料，并嘱咐商家指派富有经验的老石匠负责雕凿，雕凿完毕后雇车送至十农场纪念堂，石料与刻字工钱和运费共计人民币一千三百元左右。

三、栽种大松树

爷爷决定在大爷爷墓侧栽种一颗松树，代表大爷爷死后如生，万古长青，但是爷爷寻遍十农场也没有松树，最后在农场领导的推荐下从六农场订得一颗松树。领导本想给卖家打招呼给爷爷成本价，但爷爷秉持“买卖公平”的原则，不愿意让卖家吃亏，最后以100元一颗的价格购得松树。怎么把松树运到纪念堂呢?这时候爷爷又不舍得那一百来块钱的车费了，决定自己用自行车驮回来。在自行车右边挂一小铁筐，把松树捆在后座上，尝试了多次骑起来都没有成功，因为松树重量虽然不太大，但四肢八叉，根本控制不住手把。最后，爷爷从六农场把松树推回了十农场，来回50里路，60多岁的老人，真是难以想象。如果不是老一辈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给哥哥栽树的信念支撑，这么长的路，只骑自行车都是累的。推到去纪念堂和回家的分叉口时，爷爷实在是走不动了，放弃了直接送到纪念堂的原计划，打算直接回家。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遇到了下班回家的大姑孙建华，大姑问明缘由，给大姑父打了电话。大姑父孙昌在开狗子车将树送到了纪念堂。

爷爷就是这样，只要是自己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麻烦儿女。纪念堂的地址是盐碱地，松树成活率太低，爷爷把栽树的坑浇了很多水来冲刷碱地，以保证松树的成活。纪念堂是没有水源的，爷爷须用水桶从纪念堂外取水浇树，一趟一趟又一趟，松树成活后，每年清明都浇水。

四、立碑

2004 年11月的一天，天空尚晴，是难得的好日子，也是立碑的正日子。爷爷、爸爸孙建明、大姑父孙昌在和表姑父孙全瑞(三姑奶奶大姑爷)一行人来到纪念馆，随后预约的吊车也到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碑终于立好了。大家在大爷爷墓前恭恭敬敬三鞠躬，对他进行凭吊。不忘先烈，昭示后人，是爷爷辈最大的心愿!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越发重视对烈士的追思和纪念。大爷爷立碑后五年，也就是2009年，农场对全场烈士集体立碑，经过副厂长李全杰在中间撮合，鉴于大爷爷的碑刚立不久，按立碑标准补偿爷爷800元立碑钱。立碑和松树共花去1400元，补800元，还差600元，爷爷满不在乎。爷爷将此钱与三爷爷和三姑奶奶三等分。两年后2011年，原唐海县给全县所有烈士立碑，和自家碑比起来更加精致小巧，但由于大爷爷原来的碑尚好，仍未更换。这样，大爷爷有两块纪念碑并排在一起。

通过立碑完全体现出爷爷对哥哥的深情厚谊，也能体现出对革命烈士的怀念和尊敬。更能体现爷爷的思想和咱们中国领袖习近平的思想完全一致。

孙女  孙玥

孙女  孙怡

孙子  孙振瀚